性社会学研究 | 黄盈盈、潘绥铭《中国“性”研究通讯》01-05期

编者按

性社会学，只不过是社会学的一个弱小分支。在西方，它发展不过百年，学者不过百人；在中国则更是历史短而人数少。但是，它研究的却是人类生活中发生最频繁、体验最深刻、意义也最广泛的重大活动之一。人类智慧数千年来对于自身的几乎一切认识和争论，都可以在“性”（sexuality）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美与丑、生命与死亡等等，不一而足。不妨说，“性”是研究人类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2019年，性研究ing推出了“性社会学研究文献回顾”栏目，介绍了近年来发表在中英文期刊上的部分性研究文献以及中国大陆的部分性研究硕博学位论文，共计推出了4期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英文文献编译、4期中国大陆期刊文献选编和7期中国大陆硕博学位论文选编（详见公众号首页-正在连载-性社会学文献汇编）。

2020年，我们将在介绍会议论文及其他重要原创性研究成果之余，继续着手资料库建设工作，希望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检索便利，也方便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文的研究语境。本年度，我们将着重介绍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人员迄今为止出版（或未正式出版）的所有书籍（包括教材、文集、专著和译著等）。若无特殊情况，我们将以每周两次的频率更新上述书籍的基本信息、目录和精选内容。敬请期待。

本期介绍的是由黄盈盈、潘绥铭主编的《中国“性”研究通讯》第01-05期。《中国“性”研究通讯》是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全球“性”研究网络中国资源中心受福特基金会资助，自2005年1月起编辑和发布的内部刊物（月刊）。该通讯的宗旨在于：通过介绍国内外“性”研究的经典著作、最新动态与研究机构，以提高中国“性”研究的理论水平、加强“性”研究的国内外交流、促进与“性”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本期选取标题、目录与精选内容来自原稿。

《中国“性”研究通讯》第01-05期

作者：黄盈盈、潘绥铭（主编）

时间：2005年1月-2005年5月

未正式出版

目录

第1期 2005年1月20日

编者按

“性”的认知历程——迈向后现代社会的性研究 / John H. Gagnon & Richard G. Parker著，蒋宜辰译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简介

第2期 2005年2月20日

编者按

艾滋病时代性行为调查的方法论研究 / Joseph A. Catania, Diane Binson, Ariane Van Der Straten, & Valerie Stone著，董研译

性研究的方法论概述 / 潘绥铭、黄盈盈

性研究全球网络介绍

第3期 2005年3月20日

编者按

性行为与卖淫的跨文化视角研究 / Pamela A. Gillies & Richard G. Parker著，黄盈盈译

性的风险：军队中的文化定义 / Paul C. Whitehead & David Carpenter著，王雪译

东南亚性别、性与性健康研究联合会介绍

第4期 2005年4月20日

编者按

女性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 节选自李银河《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关于“性问题”的争论 / 节选自李银河《女性主义》

女权主义在“性问题”上的局限性 / Gayle Rubin，节选自《关于性的思考：性政治学激进理论的笔记》，载于李银河编译《酷儿理论》

“性”研究者的“集思广益调查”

2005年“性学”相关的国际学术活动

第5期 2005年5月20日

编者按

酷儿理论产生的背景 / Steven Seidman，节选自《酷儿理论/社会学》引言，载于李银河编译《酷儿理论》

破译酷儿性 / Steven Epstein，节选自《酷儿的碰撞：社会学与性研究》，载于李银河编译《酷儿理论》

关于酷儿理论 / 节选自李银河《酷儿理论》

酷儿理论之我见 / Niclas Berggren著，海涛译

国际学术刊物

精选内容

破译酷儿性

斯蒂文•艾普斯坦（Steven Epstein），李银河译

80 年代末期，作为“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政治的新描述，不同的圈子开始接纳了“酷儿”这个词，而且确实把它当做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这两个术语的一种潜在替代物（Berube and Escoffier 1991；Duggan 1992；Stein 1992）。这一术语同活跃者群体“酷儿国”有着明显的关系，酷儿国活跃在美国的十多个城市之中。更加概括地说，它反映出新的政治倾向和文化重心，尤其是现存男女同性恋社区的一代新移民当中更是如此。它是一个有多重涵义的术语，其中有一些是相互矛盾的：

其一：使用“酷儿”一词是一种语言学的再利用行为，在这种利用当中，贬义词得到被它丑化的群体的赞赏，从而否定了这一术语的伤害力。（这一点有时会产生强化内外有别的效果；有自我中心风格的酷儿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个词，而具有同情心的正常人往往精神紧张地使用这个词。）

其二：酷儿性常常是反同化主义的，它站在主流男女同性恋政治的包容计划的对立面，它所依赖的是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话语。在这个意义上，酷儿性往往是某人在生活的所有方面而不只是性方面与传统规范保持距离的标志。

其三：同样，酷儿性表达了一种颇具煽动性的政治，在这一政治中，自由宽容的界限被不断地扩大。然而，对抗性政治（例如，在由异性恋开办的酒吧中举行同性恋接吻活动）也许能够肯定某人的不同特征，与此同时，也努力推翻传统的规范。这一转变冲动（“外向”中心）与强调反同化和自我边缘化（“内向”中心）二者并存。

其四：这一术语的使用还起到在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酷儿社会内标志代际区别的作用。年轻的酷儿十分憎恶被即存的“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社区排斥在外的感觉，而年长的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有时会痛苦地拒绝使用酷儿一词，他们认为这是压迫者的语言。

其五：“酷儿”表达出一种更充分的“两性合作”的政治理想，在其中男人和女人同等地参与。对于某些人来说，用“酷儿”描述男人和女人，优于用“乐佬”（这一词汇把女人包括在内的方式就像“人”这个词把女人包括在内的方式一样），也优于“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强调性别差异）。

其六：“酷儿”一词提供了一种包罗万象的方式，用以代表所有那些因其性向而站在了目前的“规范化统治”的对立面的人（Warner 1991：16）。在更平常的意义上，“酷儿”成为各种各样的性少数族群的方便代号，这些性少数族群要求他们自己的空间，而它们一度被简单地甚至是错误地认为从属于“同性恋社区”。正如现已停刊的纽约酷儿杂志《奥特维克》的一位编辑所说的那样：“当你试图描述这个社区时，你必须罗列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男扮女装者，跨性别者，真是太复杂了。酷儿把他们全包括了。”

其七：酷儿的兴起反映出一种后现代的身份“分散化”过程（Stein，1992）。过去的身份建构规范模式丧失了地位，被相对松散的生活方式选择的混合物所取代。它从整体上为身份的建构提供了更多的个人空间，但是其中没有任何一种身份能够成为强化整个社群的明确“中心”。

其八：酷儿政治是“建构论”政治（Duggan，1992），其标志是拒绝被贴上标签。它向严格的性分类质疑，它更加赞赏性表达的流动性。

其九：酷儿政治有时也可以是“本质主义”的政治：在这一表达中新的标志可以被简单地具体化为另一种分离主义或民族主义意义上的身份类别，就像酷儿国本身所暗示的那样（Duggan，1992）。

显然，多重涵义的负担是任何一个单一术语所难以承受的。目前，“酷儿”一词被用来描述相当大范围内的政治行动，以及个人和集体的身份。由于这一术语的涵义同时又被学术界使用，因此变得更加复杂。有时“酷儿”被简单地当作一种简洁的新词汇，用“酷儿研究”代替“同性恋研究”，或代替“女同性恋研究”，或代替“多文化的、双性恋、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研究”，有时只是为了方便，没有其他原因。然而，“酷儿”一词的使用又确实标志着理论重心的重要转换。在这方面，加州大学桑塔克鲁斯分校“酷儿理论”大会的组织者之一劳丽蒂斯（Teresa de Lauretis）指出，“酷儿”的提出是为了“表示与目前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已经形成的常用公式保持某种批判的距离”（1991：iv）。

注释：

    本文节选自《酷儿的碰撞：社会学与性研究》，全文见李银河翻译的《酷儿理论》，时事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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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整理：陈锐 祝璞璞

图文编辑：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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